抗战胜利后，台湾同胞沉浸于重回祖国怀抱的喜悦之中，从50年殖民地的桎梏解放出来的人民，像孤儿等待着温暖的母亲般等待着祖国军队的来临。然而迎来的却是一批贪官污吏和恶习败纪的军队，国民党政府在接收台湾时的种种倒行逆施，给台湾同胞带来新的灾难，以致台湾同胞对国民党政府由希望转为失望甚至绝望。
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，台湾同胞每时每刻都盼望回到祖国的怀抱。10月5日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警备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率80余人飞抵台湾，受到台湾人民的热烈欢迎。10月17日，国民党部队在基隆登陆，受到来自各地久候的民众欢迎。登陆部队进入台北后，30万市民夹道欢迎，并高唱《欢迎国军歌》：台湾今日庆升平，仰见青天白日清；哈哈，到处欢迎，哈哈，到处歌声；六百万人同快乐，箪食壶浆表欢迎。10月25日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市公会堂（中山堂）举行，台澎地区的受降代表由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担任，陈仪代表中国政府宣告："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，所有一切土地、人民、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"。会场外的广场上，被前来争睹盛况的民众挤得水泄不通，群情兴奋。为了欢庆回归祖国，台北市社会各界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游行。全省上下，到处张灯结彩。这种热闹感人的场面，足以用"如醉如狂"来形容。然而，没过多久，这种回归祖国的"狂喜"却被失望、仇恨所取代。
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，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对台湾同胞的统治，在台湾设置了"台湾总督府"。总督府集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军事大权于一身，掌握了对台湾同胞生杀予夺的大权。在台湾同胞眼中，总督府是反动、专制统治的象征。然而，国民党收复台湾之初，不设省政府反设一个集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军事大权于一身的行政长官公署，这套制度等于是照搬了日本治台的"总督制"，使台湾同胞产生了"总督制度复活"的错觉。而国民党反动政权在接收台湾之初的种种腐败行为，更令台湾同胞极度不满。
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后，虽然名义上给台湾人民参政的机会，而实际上却以台湾人受日本奴化教育太深，又不懂中国普通话为借口，把许多台湾人排斥在中高级职位之外。在行政长官公署9个处的18个正副处长中，只有两个是台湾人；在高级公务员当中，台籍人士所占的比例也很小；在县市长方面仅有3位是台籍人士（台北市长游弥坚、新竹市长刘启光、高雄县长谢东闵），且都是曾到大陆求学或工作再返回台湾的"半山"。国民党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各金融机构和大中型企业，也均由大陆人掌控。此外，许多接收大员还在机关之内大搞"牵亲引戚"的用人作风，将台湾人从职位上撤下来，由一些毫无技能的"滥竽之辈"补缺。如农林处检验局局长叶声钟把一位具有30年经验的台籍技正弄走，然后由自己的姨太太来补缺；高雄市工业专修学校的一位刘姓校长，竟以不识字的岳父充任教员等等。不仅如此，即使有幸保住工作者，虽然做同样的工作，大陆人的工资要比台籍人高出许多，并享有后者不能享有的其他补助。久而久之，引起被排挤在工作之外的失业者及受歧视者的内心不平。
国民党到台湾后由接收变"劫收"。从1945年10月到1947年2月，国民党共接收日本驻台的机关财产、企业财产、个人财产110亿元旧台币，各县市30%的房屋和占全省耕作面积20%以上的土地。这些企业、银行、房屋和土地，有很大一部分是日本殖民者从台湾同胞手中抢去的，本应酌情还一部分给原主，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却照单全收，台湾人无缘置喙。此外，一些接收大员到台湾专门接收金条、洋房、汽车、小妾和高位，中饱私囊，时人讥之为"五子登科"。五子意指：金子、房子、车子、位子、女子。对于接收大员们的"劫收"丑态，记者唐贤龙在"2・28事件"后不久，于南京出版的《台湾事件内幕》中是这样描写的："自从国内很多人员接管台湾后，便抢的抢、偷的偷、卖的卖、转移的转移、走私的走私，把在国内劫收的那一套戏码统统都搬到了台湾"。吴浊流在小说《波茨坦科长》中则是这样描绘的：小说男主人公范汉智，向他的新婚台湾妻子说："台湾真是好地方，从重庆只穿一套西装过来，不久就可以做百万富翁。"这些纪实报告和小说活生生地表现了一些接收大员贪婪、丑恶的嘴脸。
国民党派到台湾的干部，不乏清廉有能力者，但以权谋私、贪污舞弊者众。1946年，大大小小见报的贪污案件屡见不鲜，其中比较大的有：任省专卖局局长的任维钧，被人在《民报》上公开举出证据的贪污金额就高达500万旧台币之多，但依然逍遥法外。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，在任纸业印刷公司经理时，把几部价值数千万旧台币的大机器廉价标卖，暗中又派代理人以极低的价格买入。李卓芝改调台北市专卖局长后，接任者发现此事，便向上级告发，但李卓芝仅被陈仪骂了一顿了事。台湾贸易局局长于文溪，被国民党中央清查团查出贪污事实后，虽移交法院审理，但"钱能通神"，清查团走后，于文溪不久即从狱中放出。虽然于文溪最后被撤职，但在移交工作时，却不仅把日本人留下的清单销毁，而且把仓库里的存货以一些莫须有的名目私吞，如谎称食盐被人民抢去１万担，红土（好鸦片土）被白蚂蚁吃掉70公斤，糖损失数十万斤。不用细想就知道这些纯属谎言，1万担盐需要多少人才能抢去？多少白蚂蚁才能吃掉70公斤鸦片？且白蚂蚁是否吞食鸦片？又如，台北县长陆桂祥贪污５亿元旧台币的弊案被报纸揭发后，还没等到长官公署派人去查，倒是台北县政府突然发生一场大"怪火"，连续烧了两天两夜，先是把会计的账簿单据烧得一干二净，再把捐税处干脆烧光，县政府所有的接收、税据等原始证据全被"火神"收去了，在无据可查的情况下，５亿旧台币就此不翼而飞。贪污盛行，造成台湾同胞对陈仪政权的失望与怨恨。
国民党接收台湾后，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内战，开始对台湾进行大肆搜刮，造成岛内社会秩序混乱，物价飞涨，粮食奇缺，失业严重，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
国民党到台后，将从日本人手中接收的237家企业、600多个单位，全部纳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所属的27家公司来经营。另外，沿袭日据时代的专卖制度，国民党当局不仅将樟脑、火柴、烟、酒等物品全部纳入专卖，由官办的专卖局经销，还将盐、糖、石炭等许多民生物资也由专卖局之外的机构来统一承办，如盐的专卖由"财政部"台湾盐务管理局直辖之台南盐业公司来承办。甚至连毛笔、文具、教科书等都由省教育处主办的台湾书店专卖，各机关团体若不从该店买文具书籍，会计处不予报销。此外，与专卖局互为表里的贸易局、运销局、燃料调剂委员会等官方机构垄断了全岛工业产品的购销与输出，举凡樟脑、米、糖、纸张、木材等重要物资，只有贸易局可以运销岛内外，进口贸易亦然，以致一些违法官商可以从中牟取暴利，受害、受剥削的乃是广大的老百姓，从而极大地激化了台湾民众与国民党政权的矛盾。
1947年7月，蒋介石开始发动全面内战，为准备内战物资所需、征集军粮，将台湾大米输往大陆，加之奸商的囤积倒卖，国民党来台不久，台湾就闹起米荒。最先始于台北市，然后逐渐波及北部各地，之后就是中、南部，一眨眼之间全岛各地都闹起米荒。到了11月底，第二期稻作收成后，不但形势没有好转，反而更趋严重。1937年以前，台湾的大米每斤为0.11元，抗战期间为0.16元（配给价格），但国民党接管台湾后，由于实行掠夺性的"田赋征实"政策及将大批大米运往大陆，致使粮价急剧上涨，到1947年1月，大米1斤涨至13.4元，到2月20日竟涨至40元，国民党接收台湾仅1年4个月，粮食价格上涨250倍，因无米可炊全家自杀之事常有发生。对于台湾米荒的状况，战后初期被派遣来台的记者王思翔于1951年12月在上海出版的《台湾二月革命记》中这样写道："台湾本来是谷仓，1946年的年产量超过89万吨，供本省人口粮尚有余，但因军用米占了很大的比率，所以今春的米价反而比上海还高，甚至发生饥馑现象。苛敛诛求的结果，加速了农村的破产。被饥饿所迫的人们，年轻的成为小偷强盗，女人当了娼妓，光是盗窃就使牢狱超满额，收容人数超过平常的三四倍。"
据统计，1946年，台湾两季稻收成共640万日石，台湾本省所需食米为500万日石左右，剩余的足可以应付任何意外或灾患。出于内战的需要，国民党政府把从台湾征收的大米和用肥料从农民手中换来的大米，全部运往苏北和华北充军粮了，这才是造成台湾2月中旬米价再次暴涨与危及人民生存的根本原因。由于米价暴涨，大闹米荒，台北出现了一个"反对抬高米价行动团"，在"2・28事件"的前二周（2月13日），即发生了台北市千余人，聚集于华龙山寺口，整队出发游行请愿，要求解决米荒问题。
受大陆通货膨胀的影响，台湾也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。陈仪接管台湾后，虽然采取特殊政策，继续使用原有旧台币，让它和大陆币制隔离，以避免受大陆经济混乱的影响。然而，实际上，台湾无法断绝与大陆间的经济关系。战前台湾银行发行钞票约8000万元，1945年8月战争结束时，台湾银行总发行额为14.3亿元。陈仪来台两个月后，发行额剧增至20.8亿元，1946年5月增至29.4亿余元，1946年底增至53.3亿余元，也即台湾银行的发行额，自1946年6月至同年年底增加1.8倍。随着纸币天文数字般的泛滥，物价当然也就猛涨起来。台北市50种商品的批发物价指数，1946年比1945年增加260%，1947年又比1946年增加360%。台北市一斤白米的价钱由1945年8月的二毛钱涨到同年11月的12元，再涨到1946年2月的16.8元，再涨为1947年1月的80元。1945年11月至1947年1月，食品价格上涨6.3倍。其中最惨的是农民，肥料价格上涨高达270倍。另外，由于当时台币与法币采取的是固定汇率，即1元台币兑30元法币，于是贪官污吏、不法奸商和黑社会分子，便从各种渠道将法币兑成台币，在台套购物资，运回大陆高价售出，使台湾的物资更加匮乏。
百业萧条伴随的是失业人口增加。由于统制经济，剥夺了民间企业的经商自由，加之官吏昏聩无能、贪污舞弊，致使大批官营企业或民营企业破产、关门，直接导致了经济形势的恶化。到1946年底，台湾官营、民营工厂，已有90%停工，造成大批工人失业。据1946年统计，台湾失业劳动者已达80万人，占全岛人口的10%以上。另外，1946年以后，约有数十万的留日学生、退伍军人、军属陆续返台，使得失业问题更加严重。失业人口的激增，形成了社会的重大压力，社会治安迅速恶化，被生活所逼而沦为盗贼的日益增多，"2・28事件"爆发前的二三周，仅台北市大同区一个星期之间发生的偷盗案就有数十件之多。
物资的缺乏，尤其是米粮的短缺，造成民生痛苦与社会不安。此外，国民党当局还漫天要价地向台湾同胞征税，更使人民群众怨声载道。1947年2月中旬，由于粮食缺乏，各地发生了"抢粮暴动"。同时，岛上街头巷尾还出现了嘲笑国民党政权的漫画及宣传。民间开始对国民党的官员或士兵到酒楼、饭馆白吃白喝进行抵制，甚至出现在大街小巷殴打"阿山"（外省籍的贪官污吏）及在偏僻处抢夺军人枪支事件，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发生在苏花公路上的一桩惨案。1947年初的一天，在苏澳至花莲的临海公路上，一辆公共汽车在半途遇上一群军人，这批军人蛮不讲理，要旅客下车，让他们乘坐。司机和旅客不允，这些军人便毒打司机，威胁乘客。司机见状忽然改变态度苦劝旅客下车，司机驾驶满载军人的汽车急速冲向几百丈深的悬崖绝壁，掉进太平洋。群众集体反抗事件越来越多。如1946年上半年发生在高雄市郊区湾仔区内的农民集体抗租事件；1946年10月各地频频发生劳工"反对解雇"的示威罢工，如台湾钢铁公司、高雄制碱厂、高雄水泥厂、台北烟草公司、汽车司机等纷纷举行罢工。甚至连公务员也为要求改善待遇、反对政府拖欠薪金而进行罢工或游行、请愿。学生们则进行罢课，学生的领导者甚至主张用实力来解决问题。
台湾回归祖国才一年多的时间，台湾同胞的心情已从光复之初欢天喜地的热望变成呼天唤地的失望，甚至濒临绝望，台湾同胞所累积下来对国民党腐败政权的愤怒正在寻找机会发泄。
1947年2月27日黄昏，国民党专卖局查缉私烟的查缉员傅学通、叶根德等6人在台北市延平路一带抄查私烟时，查获一名40岁的寡妇林江迈正在出售私烟，便将林妇的香烟和现款悉数没收。林妇便以生活困难跪地苦苦哀求发还被没收的钱、物，但傅学通等人不但不答应，还以手枪枪柄敲击林妇的头部，以致林妇头破血流，当场昏倒。围观的路人看到这种残暴行为，愤慨地一拥而上，把查缉员团团围住，喊打之声四起。被群情激愤的群众所包围的查缉员一看情况不妙，拔腿就逃，群众则紧追不舍。为逃离群众的包围圈，查缉员便开枪乱射，一个在楼下观看的市民陈文溪被射中，当场死亡，傅学通等则乘群众慌乱之机逃进警察分局。群众看到无辜的市民被射杀，群情更加激愤，蜂拥至警察分局，要求交出杀人凶手以正法，警察却说已把犯人交给宪兵队，民众又赶到宪兵队，宪兵队却说根本没有这个犯人。愤怒的民众又回到现场，将查缉员遗留下来的卡车，连同车上缉获的香烟，全部放火烧掉。
由于案件未得到解决，2月28日清晨，愤怒的群众便举行示威游行，要求"惩罚杀人凶手"。沿途的民众陆续加入，使整个游行队伍达到数万人之多。他们高喊"打倒陈仪"、"打倒贸易局"、"实施台湾高度自治"等口号，并沿街敲锣打鼓通告罢市。全市商行，立即响应，全部关门闭户，学生则全部自动罢课。渐渐地，群众的愤怒情绪已无法控制，游行示威转化为暴力行动。他们行至太平町一派出所前，该所警长黄某欲上前加以制止，受阻而激愤的民众便将其围住痛打，并冲入派出所内，捣毁所有物品。之后，游行队伍又向专卖局台北分局挺进，冲进局内打死该局职员2名，伤4名，并将局内的香烟、酒、家具、现钞，甚至汽车、自行车等都搬到街道上当众焚毁，一时火光冲天，整整一天都没有熄灭。下午，游行队伍又转赴长官公署陈情请愿。由于长官公署四周已经布置了大批武装部队阻止民众接近，激昂的民众不顾哨警的制止就冲了进去。突然公署楼上有机关枪向民众扫射，瞬间6名民众倒地，其中4人丧生，2人重伤，人群便迅速躲闪。但不到一个小时，分散的人群突然疯狂起来，许多激愤的民众对身穿中山装的贪官污吏追打，焚烧他们的汽车，其中为数不少的外省人公务员被殴打，真正的暴动由此开始。
为了平息民众的愤怒，解决各地民众的暴动，3月1日，台北市参议会邀请"国大代表"、"国民参政员"及省议员等组织"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"，并建议行政长官陈仪筹组"2・28事件处理委员会"。3月6日，"2・28事件处理委员会"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指出，"2・28事件"的发生"目标在肃清贪官污吏，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"。行政长官陈仪一方面对"2・28事件处理委员会"的意见和改革纲领虚与委蛇，另一方面则电请蒋介石派遣整编21师的一个加强团来台"镇压叛乱"。
（摘自《国民党下台内幕》，新华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，定价：39.0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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